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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编辑:重庆易贷贷款公司  时间:2013/03/04  字号:
摘要: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人们所说的东亚模式的主体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社会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它们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成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但有两点很不相同,其一是经济现代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数十年时间里,经济体从落后转型到发达,或者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是从“第三世界”转型到“第一世界”;其二是政治发展的相对和平。在西方,民主化的过程充满暴力,但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论是已经民主化的还是正在民主化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和持续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东亚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确切地说是选举政治)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尽管也像西方那样是选举民主,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是一党独大体制,即日本自由民主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尽管自民党内部有派系竞争,但反对党没有能力挑战自民党的一党独大。

    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应当说,选举民主在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要得到选票,政治人物努力把国家财政大力投入社会建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这次日本社会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反应来看,日本社会的强大是显然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的状况,就是说,即使在政府失效的情况下,社会也能正常运作。

    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走上了类似日本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是,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而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社会制度建设。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在原来的选举政治的基础上,政治发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也就是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转移到以依靠选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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